2026年10月25日下午，岳麓法学名家讲坛2026年第9期在换妻-换妻俱乐部视频 216会议室举行。吉林大学换妻 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小平做客湖大，以“何以为‘家’？——隔代探望权证成的内在理由”为题带来学术分享。本次讲座由换妻-换妻俱乐部视频 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罗英主持，换妻 众多师生到场参与学习交流。

刘小平教授首先回顾了隔代探望权既有证成理论对“家”的系统性忽视。他指出，当前学界对隔代探望权的证成大致沿三种方向展开：一是基于亲权的扩展论证，将祖父母探望权视为父母探望权在亲权缺位时的“代位”延伸；二是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论证；三是基于祖父母独立身份权（抚养事实、权利义务一致性）的论证。三种路径尽管结论各异，却共享同一个盲区——它们既忽视了中国人“家”的观念在身份权配置中的前提性地位，又有意无意地以社会科学中的“核心家庭”模型为隐含预设。借助以色列学者阿隆·哈勒尔关于“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的区分，刘教授进一步指出，既有研究常将社会现实需求、公序良俗等外在于权利的考量混入证成过程，导致权利证成的规范性前提模糊不清。

循着哈勒尔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的区分，刘教授以利益论的权利证成公式重新奠定隔代探望权的内在理由基础。他援引拉兹“益乃使他人承担义务之充分理由”的经典表述，将（外）祖父母对孙辈的身份利益析分为血缘利益、情感利益与精神利益三个层次，并以 2014 年宜兴冷冻胚胎案二审判决对三类利益的确认作为旁证。在利益重要性判断上，他引入范伯格“终极性利益”与“福利性利益”的分类，强调利益重要性并非客观比大小，而是一个随社会观念变迁的价值判断问题。这一判断为“家”的观念进入权利证成链条打开了缺口。

在利益重要性判断的基础上，刘教授进一步对拉兹的权利证成公式提出系统批评。刘教授细致重构了拉兹以“旧衬衫”为例所揭示的权利与利益之间的不匹配，并梳理其通过“利益加共同善”做加法（1+1=2）的等式计算。他在肯定拉兹将共同善引入权利理论之历史性贡献的同时，对其后果主义式加法公式提出系统批评：共同善不应作为与个人利益并列的“砝码”，而应作为衡量利益重要性的“那杆秤”——即共同善是价值评估的背景性框架，利益重要性究竟取值为 0 还是 2，取决于嵌入何种家庭共同善观念之中。这一“做加法还是做乘法”的范式转换，构成了本讲座最具穿透力的理论命题。

循此思路，刘教授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文本，以第 1045 条家庭成员定义与第1043 条家风条款为基础，勾勒出中国民法上“以配偶、父母、子女为核心，可伸缩至共同生活近亲属”的双系家庭框架。他指出，相较于费孝通笔下父系单系的传统大家庭，现行民法典已呈现横轴（婚姻）与纵轴（血缘）并重、双系平等的现代结构。在此框架下，祖父母作为与配偶、亲子并列的核心成员，其自身利益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而在婚姻纽带断裂、家庭不完整的离婚场景中，血缘纽带所维系的其他身份利益反而更为凸显。针对学界通行的“利害冲突模式”，刘教授借助拉兹关于“义务界定福利大道”的论述指出，承担探望协助义务并不等于利益受损；家庭利益不能被还原为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而应识别父系与母系全体成员、儿童在依系关系中乃至婚姻解体后父母在维持不完整家庭中的多重利益。正是这种只有在“家”的视野下方可显现的隐藏利益，构成了隔代探望权真正的内在理由。

在互动交流环节，参会同学围绕实务与理论问题踊跃提问。针对广西祖父母疑孙子女非亲生、亲子鉴定与继承异议之诉的程序困境，刘教授建议将诉讼重心由亲子关系异议之诉转向遗产分割与代位继承之诉，以较弱的身份证明标准服务于财产继承这一实质目标；针对差序格局下亲疏顺位是否会排斥其他亲属权的疑问，他强调顺位主要对应抚养义务的轻重，亲属权本身具有独立性，不应以顺位否定权利；针对拉兹共同善理论的定位及其自身证成来源，刘教授坦言本讲座是在拉兹基础上的批判性发展，并指出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中的权利表达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针对美国Troxel v. Granville案所确立的父母宪法性自治权利与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的解释空间，刘教授提醒“家庭自治”本身亦需追问“何种家庭、谁的家庭”，不同文化与立场下家庭观念本身即竞争的。

讲座尾声，罗英教授作总结发言。她表示，刘小平教授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完整展示了一项新兴权利如何在方法论上被严格证成，这种从本土案例出发、在分析法学传统中与拉兹等理论大家深度对话并实现范式创新的研究范式，对在场师生极具启示意义。她特别提及吉林大学换妻 在张文显教授“权利本位论”引领下长期形成的权利研究传统，并高度肯定刘教授在经典文献阅读与理论批判创新方面的功力。罗英教授热切期盼刘教授今后常回家乡、常来湖大，围绕经典文献阅读方法等主题再次开展学术分享。讲座在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